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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必须再作回答的问题:何处安放“自然”? | 社会科学报

2020-06-27 01:32:00博名知识网
进入现代社会,人们似乎已习惯于将“自然”视为外部的、离异的存在,不仅在主观体验中遗忘了“自然”,而且在社会存在中排斥“自然”。久而久之,这种疏远“自然”的倾向便演化成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然而,“自然”一旦被视为人类的异类,在文明体制中便会成为“无处安放的自然”,充斥着不安并挟卷

  

  进入现代社会,人们似乎已习惯于将“自然”视为外部的、离异的存在,不仅在主观体验中遗忘了“自然”,而且在社会存在中排斥“自然”。久而久之,这种疏远“自然”的倾向便演化成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

  然而,“自然”一旦被视为人类的异类,在文明体制中便会成为“无处安放的自然”,充斥着不安并挟卷着威力,不断试图闯入人类文明之中,无论是以我们熟悉的方式还是以例外的样态。

  因此,如何重新对待“自然”或于何处安放“自然”是一个必须再作回答的问题。人类的反思性迫使我们提出这类问题并深入思考,从而改变我们的生产、生活、思维甚至体验的方式。

  

  原文 :《何处安放“自然”:社会、科技抑或人性》

  作者 |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铭

  图片 | 网络

  “自然”安放于人类社会:文明嵌入生态

  在人类社会构成中,“自然”毋庸置疑是天经地义的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范畴不仅将“自然”视为地理环境,还从生产方式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去定义生产力概念。

  如何将“自然”由人类社会外部置入其内部?实践理念至关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现代化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经济模式诸多方面出发,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新理念,确立了“共享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实现“美丽中国”的价值原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总理念的统摄下,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民需要和民族永续都具备了生态意识、承担起生态责任、落实为生态制度。“自然”作为人类社会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回归于人类社会内部,人类文明也被重新嵌入大自然之中,并在生态基础上成为自然界中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中心。在这一生命共同体中,“自然”是人类延伸的无机身体,人类则成为“自然”主体性、反思性和智识性的存在,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生态文明属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它扬弃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这两大形式,批判性地吸收了传统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统一的原初经验和现代工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是立足于这一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超越了所谓“生态”(乡村)与“文明”(城市)的二元化和对立性,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不断达成辩证统一。这比较典型地反映在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性的发展模式中,城市生态化和新农村建设更集中地表达了生态文明在中国的具体实现。

  “自然”安放于现代科技:人性改造科技

  如今,科学技术成为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用公式表示为“人—科技—自然”。这一中介不仅将“自然”科技化,也将人类科技化,使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生态主义者不无悲观地将现代科技视为“潘多拉魔盒”,认为打开它便会造成生态等危机并威胁人类安全;而乐观主义者却指出,现代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只要人类善用它来改造自然和自身,就一定会带来新的福祉。面对不可逆转的科技洪流,我们不妨超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个极端,采取“执二用中”的立场,对科技双重性形成辩证统一的理解,并以科技为中介重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摆正科技的位置,以人性改造科技就成为了关键。

  

  当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几大门类,根据它们与人的相关性不妨将其划为“硬”科学与“软”科学,前者涉及工程自然,后者关联人文社科。按照马克思的科学观,这些学科最终都指向一门“人的科学”,加之当代科学跨学科或汇聚式发展的大背景,人文社科这类“软”科学的意义和价值将得到进一步凸显。当代技术同样也可以归为“重”技术与“轻”技术,除了传统重工业制造技术以外,新兴的“轻”技术如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通讯技术)和ABC(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could云计算)等,正带领人类进入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智慧城市、智能社会和智识群体也不断刷新当代人类社会的面貌。在“硬”科学中融入“软”科学,让“重”技术升级为“轻”技术,这些科技改造或许更能善待自然、更加符合人性。

  无论科学技术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它终究是工具性的,而掌握这种工具的主体是人类。所以,重修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聚焦于科技之外,还得反观人类自身,促进人性提升和社会改良。一般说来,人性的提升需要通过教育和文化来实现,其中教育培养理想人格,文化赋予生活意义,共同引导人们达到真善美的理想境界,避免落入工具理性的窠臼而变成“单向度的人”。同时,人也是现实性的存在,总处于一定的社会和国家之中,并以社会改良和国家进步作为在世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因而,人类自身的完善也离不开伦理道德的重塑和法律法规的完善,通过对人类行为加以社会约束,从而推动人与自然的关系回归新的和谐统一状态。

  

  “自然”安放于人的本性:情绪外化需要

  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化于人自身之中就成为理性与情绪的关系。或者说,情绪就是人身体内部的“自然”。我们常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故要以理性控制情绪,但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刻似乎调动理性也无法完全控制得住情绪的冲动。所以,往更广的方面去考察,人类处理自己的情绪还得用其他方法。比如,通过眼泪分泌情绪毒素,经由运动产生多巴胺激素,这些生理途径化解情绪紧张更有实效。再如,《儒林外史》描写的范进中举后大喜过望几乎变疯,其岳丈的一个耳光将他打醒,这是“怒克喜”的两种情绪对冲治愈方法。当然,更为平常的情绪转化途径是人际交往,但眼下疫情防控期间“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非常设置暂时阻断了这一情绪出口,容易让人们产生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而化解这种紧张情绪将成为后疫情时期的一个特别课题。由此可见,上述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交的情绪化解方法已经远不止单纯靠理性控制情绪那么抽象和简单了。

  

  情绪内在地表达了人的需要,也是“自然”原初地呈现于人的内心的体验。但人的需要及实际满足无疑离不开理性的引导和规范。理性与情绪作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的内心的呈现,又反过来影响其外部的实践活动。于是,人的需要就成为了考察人性的一个基本方面。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他从人的主体性力量的对象化确证而立论,指出劳动是对象化的过程,劳动产品最终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如果资本主义私有制剥夺了工人的劳动产品,工人阶级的劳动就会因其对象性确证被褫夺而沦为一种异化劳动。这是关于人的需要的本体论说明。

  对人的需要展开较为具体揭示的则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他指出人的需要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从低到高进化。不过,这个结构排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当下“社交距离”就以牺牲人们部分的社交需求换得安全需求的必要保障。

  在党的报告中关于满足人民需要的表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到改革开放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再到进入新时代以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反映出国民需要的内涵及结构的一些显著变化,而“物质文化需要”“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目标的依次设定则充分展示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满足中国人民需要上的不断进步。

  

  何处安放“自然”?从社会、科技深入至人性,从人的情绪外化至人的需要,这一切观念和体验上的变化终究与人的思维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外在关系与内在关系之分,“自然”在概念上也可以具体为自然物或自然界。如此,人与自然物的关系适用于外在关系去思维,如身体与椅子那样,位置关系的改变并不会影响身体或椅子;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则只能用内在关系来思维,如恩格斯说的那样,我们“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然而,西方现代性使现代人已习惯于用对待自然物的思维来对待整个自然界,形成了以外在关系为主导的思维方式,“自然”被定格于自然物,而掩盖了其背后更广袤的和更根本的自然界。所以,如何安放“自然”还得从转变思维方式的层面去反思。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流行话语和重大仪式往往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今年召开的两会中,有代表团建议设立每年8月15日为“国家生态文明日”,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提案。或许,“国家生态文明日”能让“自然”在国家的集体记忆中长久地得以安放。

  (文章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现代性的批判和重构:马克思与怀特海的比较及中国意义”部分成果,项目号:19FKSB055)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12期第2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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