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名知识网

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 > 生活常识

乘风破浪的姐姐,你服不服?

2020-06-27 05:50:20博名知识网
最近有一档综艺火了,名字叫“乘风破浪的姐姐”。作为一档女团选秀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独特之处在于,节目组所邀请的“姐姐们”都是已经在娱乐圈历经摸爬滚打、有一定资历的女艺人,而非初出茅庐的“新人”,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年纪都超过了30岁。联想到之前海清等一众中年女演员在公开场合呼吁业界给予她们更多机会的事件,我们不禁要唏嘘娱乐圈对于女性年龄格外苛刻的要求,而在这种年龄焦虑背后隐藏

  最近有一档综艺火了,名字叫“乘风破浪的姐姐”。

  

  作为一档女团选秀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独特之处在于,节目组所邀请的“姐姐们”都是已经在娱乐圈历经摸爬滚打、有一定资历的女艺人,而非初出茅庐的“新人”,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年纪都超过了30岁。

  

  联想到之前海清等一众中年女演员在公开场合呼吁业界给予她们更多机会的事件,我们不禁要唏嘘娱乐圈对于女性年龄格外苛刻的要求,而在这种年龄焦虑背后隐藏的,不外乎是社会对于女性价值的评判和期待,女性是否终究应该回归家庭?对女性的审美要求由谁来决定?面对这些从生活到职场的拷问,即使是头戴光环的“姐姐们”也不得不面对。

  女性主义以职业权为核心价值之一,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外出工作的权利也是中国近代女性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显然这个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伴随着种种非议和争论。

  帝制晚期中国意识形态并不鼓励妇女出外工作,因此职业妇女的出现被认为有违于传统的性别规范。尽管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妇女职业是其追求经济独立的因素,却另有一些人认为妇女职业不过是为满足其奢侈消费的自私欲望。而各种职业妇女中,又以经常与男同事或男顾客接触的女店职员,最容易被贴上“花瓶”、“摩登女子”的标签。因此,关于女店职员的辩论,一方面反映了在日渐竞争的劳动市场中的男性焦虑感,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重新定义性别角色的需要。

  1902年,梁启超就中国经济落后问题,提出“生利分利”的说法,认为国力的兴衰,取决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多寡,“生之者众而食之者寡”,可至国富民强;反之,则难逃贫弱的命运。为了进一步引申他的论点,梁启超举出十三类“不劳力而分利者”,其中包括“妇女之一大半”。他以西方妇女为对照,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之一在于“泰西成年未婚之女子率皆有所执业以自养”,属生利者;而中国妇女“不读书,不识字,不知会计之方,不识教子之法。莲步夭娆,不能操作”,是分利者也。一国之半数人口为“分利者”,无怪乎中国沦落贫弱之境。

  梁启超的“妇女分利”论述,不但简化了人口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抹煞传统中国妇女的经济角色;不过,他的观点对后来鼓吹妇女职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民初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妇女杂志》创刊号中,有一篇题为《女子职业造福社会论》的论文,即利用梁启超的生利分利观念,鼓励女学生习得一技之长以谋自立。五四时期,倡议家庭革命的知识分子更把经济独立视为妇女解放的一大关键。《妇女杂志》的作者陈德征便认为经济独立是妇女运动的第一步,“要取得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当先从男性手里取得女性自立的人格;要取得女性的自主权,当先脱离了对男子的依赖;要脱离对于男子的依赖,当自己先谋经济的独立”。

  然而正当知识分子大张旗鼓地提倡妇女经济独立,一股反对妇女就业的浪潮也随之而来。论者对妇女从事工作的动机深感怀疑,认为她们不过将“独立自主”的女权口号当作时髦玩意,也有人认为妇女投身职场,为的是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妇女接近权贵人家以求“麻雀变凤凰”的捷径。另有论者则把职业妇女描绘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受害者,不是堕入纸醉金迷的陷阱,便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失节。因此,民国时期舆论界对妇女角色的看法极为分歧,职业妇女形象亦在各种声音中,显得混杂而模糊。

  民初到五四时期,妇女开始其柜台生涯主要与救国运动及女权运动有关,知识分子倡导女子实业,一方面借着推行国货以唤起女子爱国精神,另一方面提供妇女就业机会,以促成其经济独立的理想。有趣的是,女子实业倡议者的努力,乃在于开辟“女子专属”的职业空间,而非把女子直接推荐至一般商店工作;即使部分商店或银行破格录取女店职员,也多半安插在新设立的“妇女部”,因此,这时期的女子职业基本上维持“两性隔离”(sex segregation)的工作环境。1930年代女店职员的增加,则是社会经济变化的结果,此时期也少见女子商店的成立,因此,大部分的女店职员乃身处于男女共事的环境。男女长时间接触的工作环境,不但是制造绯闻的最佳条件,连带舆论也对女店职员产生各种好奇与暇想。这些臆测与想象使女店职员的公共形象大受争议,妇女职业也成为1930年代争辩不休的问题。

  柜上“花瓶”:女店职员的公共形象

  01

  装饰的女店职员

  1930年代女店职员成为报章论述的焦点之一,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其“花瓶”形象。以“花瓶”一词比喻女店职员,乃始于1920年代末,自南京政府机关开始流行,意味着女店职员仅供点缀、装饰之用,没有实际用处。图1便具象地把办公室内的女职员直接等同于花瓶,说明两者在功能上的可置换性。

  

  图1 花瓶?花瓶!《女学生》第1期(1931年10月)

  女店职员被冠上“花瓶”的头衔,主要是对其工作能力的质疑与贬抑。根据作者曹聚仁的观察,一般机关男职员往往讽刺女职员“见上司不懂规矩,拟陈条不懂格式,临小民没有威严”,无怪乎女职员得了“花瓶”的称号。有时女职员自己也承认被录用之后,长官并未分派任何工作给她,而深感自己处于“花瓶”的地位。《申报》曾披露一位女大学生作“花瓶”的经历:她被某政治机关录取后,从未办过一件公事,也无须签到。每天上班时间,总有男同事找她闲聊,或约她下班后吃饭跳舞,使她困扰不已。透过其他同事才明白,该机关职员人数原已额满,同事几次要求添聘女职员,均未蒙允准。于是他们私下聘请女秘书二人,其薪金由二十几位男职员共同分摊。女秘书的职责并不在于协助事务,而在调剂办公室的气氛。这位女职员了解内幕后,便立刻辞职,“再也不敢贸然去应什么招聘了”。这篇投书的作者署名“爱莲女士”,且以第一人称叙述,因此可能是作者本人的经历(当然也不排除男性作者杜撰的可能性),不过,不论它是真实事件或是虚构情节,整篇故事凸显女职员的“花瓶”形象,招聘女秘书完全为了“赏心悦目”的目的。

  女职员的故事也透露出“花瓶”称号与女色的关系。尽管这位女子受过高等教育,她被录取的原因并非出众的学识,而是诱人的姿色。事实上作者还提到,因大多数男职员为其美貌所倾倒,她的薪水比另一位女秘书高出10元。换言之,“花瓶”的价值乃由女店职员的容貌而定,这使“花瓶”的称号,与美色结下不解之缘,下面这首打油诗《咏花瓶》,便是两者关系的最佳诠释:

  玉立亭亭艳又娇,温存媚态笔难描,蓬松秀发欧西式,袅娜腰枝似柳条。

  玲珑娇小动人怜,一室生春韵事传,可笑狂蜂与浪蝶,拈花惹草最缠绵。

  嫣红姹紫斗群芳,一样丰姿两样妆,瓶杰地灵营业盛,花开解语透春光。

  男女平权信足夸,案头高供自由花,须眉应减三分色,时尚摩登肉也麻。

  作者首先把重点放在女店职员的美貌与姿态,特别着墨于她的头发及柳腰,这原是最能表现女性特征的身体部位之一,尤其强调其“欧西”发式,更凸显出女店职员崇尚流行的习性。其次描写办公室内男女同事互动的情形,不但把男职员形容成拈花惹草的“狂蜂”、“浪蝶”,更不断以“生春”、“韵事”、“缠绵”、“春光”等词汇暗示男女同事的暧昧关系。作者接着指出,眼下公司商店欲求营业兴盛,所倚赖的法宝乃是“瓶杰地灵”,换言之,女店职员并没有令人钦佩的工作能力,只靠性别谋得职业,无异于被高供案头的花瓶。她虽在自由平权的浪潮下,获得职业机会,甚至似乎使男子失色,但事实上她所追求的,不过是令人肉麻的时尚摩登罢了。这首打油诗彻头彻尾地物化女店职员,带有强烈的轻视意味。

  受害的女店职员

  02

  女店职员除了被描绘成为毫无实质用处的花瓶之外,报章杂志上也经常强调她的受害者形象,认为女子尽管有机会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却仍然无法挣脱父权社会及资本主义的辖制。正如一位《申报》的作者所言:

  现在有不少投机的商店,他们用了不少的美貌女职员,作为吸引顾客,点缀门市之需。这些老板们并非为了适应潮流,而开放女子职业;他们是适应现在大众的心理,以脂粉和肉香,作发展他商业方面的企图。因此女职员所卖钱的——当然不是全部分——并不在伊们的学术和技能,却在卖却伊们如花一般的青春,要是你年岁大了啊,恐怕你的职位要和青春一般的逝去!所以现在有人喻女职员仿佛是用以装饰的一只花瓶。

  这位作者在字里行间虽然同情妇女追求职业的决心,却对“妇女职业提升女权”的观点抱持相当悲观的态度,认为妇女只是被商店主利用的工具,女店员在工作上所展现的并非她们的专才,而是以青春换取金钱。

  事实上各大百货公司也的确以女性作为号召,甚至给予“皇后”、“西施”等封号。例如永安公司推出总代理的美国康克令钢笔时,特地雇用一名年轻貌美女性加以推销,她因此得“康克令皇后”之称。根据新新公司李承基先生的回忆,由于“康克令皇后”名噪一时,该部生意畅旺,以至于一般只知该名女售货员为“康克令皇后”,而不知其真实姓名。这种广告手法随即蔚为风潮,如新新公司负责销售水仙花牌热水壶的女店员被称为“水仙花皇后”,荣光公司有“袜子皇后”,华强公司有“奶包西施”,爱利公司有“绢头美人”等。同上。这些女性被冠以所销售商品品牌的名号,极度商品化她们的身份;事实上她们并没有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所有被选来担任销售这些商品者,都可以冠上“皇后”、“西施”的封号。从广告的角度来说,这些招术的确成功地让人记得商品名称,但这同时使女店员与商品结合在一起,当顾客消费该项商品时,他们也同时消费了女店员所展示的女性特质。犹有甚者,许多顾客乃因售货员的性别而前来消费商品,因此,售货员的性别成为商品的“附加价值”,女店职员不但是商品的推销者,也成为商品的一部分(见图2)。

  

  图2 看看而已(某公司所见)。郭建英:《建英漫画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

  关于女店员成为商业发展及父权宰制下牺牲品的论述中,最极端的例子是不断强化女店员受到男性顾客或上司性骚扰的印象。当时报章杂志不时刊登以女店职员为题的小说或报道,叙述她的悲惨命运。大体上,这些故事情节依循一定的模式,女主角通常迫于生活才担任店职员,显然一开始她对这份工作有某种程度的排斥感。初入公司时她的装束朴素,却引来同事的讥笑及经理的责备。在失业的威胁下,女店员不得不穿上高跟鞋,烫起头发,以艳丽的装扮吸引客人。接着男经理对女店员上下其手,甚至发生性关系,导致她怀孕而不能继续工作。男经理得逞后便将玩弄过的女店员一脚踢开,这些女店员的结局不是自杀,便是将孩子送入孤儿院、自己遁入佛门以“青灯古佛、了却残生”。这些文学作品具有十分强烈的警世作用,一方面指出年轻女子从事商业的危险性,另一方面,也暗示女子需为自己的堕落负起责任。在女店职员的故事中,一旦女主角接受了经理的要求、装扮自己时,她也一改从前的简朴习惯,过着奢华的生活,甚至想要攀龙附凤,成为经理太太——就是这种对职业的不正当态度,才使女店职员泥足深陷,无法自拔。换言之,受害者论述除了是一种道德教训,也是一种责备。

  03

  危险的女店职员

  除了受害者的形象,女店员也被塑造成“危险人物”。她的第一重“危险性”是影响到男性的饭碗。在一篇题为《男职员底恐怖》的文章中,作者开宗明义便抱怨道:

  现在世界真不是世界!……将来我们男子总有没饭吃的一天罢!就拿我们那家公司来说,在十年前,那里有什么女职员?现在呢,你看看,楼上楼下到处都是女子,那些男的呢,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剩下来的我们,要算是凤毛麟角,不过也总有一天会被她们挤掉的。将来,男的都回家去抱小孩子,索性把这世界都交给女子了吧!我真不懂,现在的人,为什么都喜欢用女子,这都是人心变了,世界不是世界的缘故啊!

  这段叙述对女职员数量当然有夸张之嫌。根据工部局的统计,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店职员人数约为22万,女性比例只占2%,自然尚未发生女职员完全取代男职员的现象,男职员也并非作者所说的“凤毛麟角”。然而女性在职场出现的频率增加,的确引起男性的焦虑。诚如这位作者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劳动力变成了一种商品。商品价格便宜的易于出卖,劳动力代价低贱的,也就易于被雇”。在这种逻辑下,男性不是遭劳动市场淘汰,便是降低薪资的要求。结果,男性愈来愈无法扮演养家活口的角色,只好回家抱小孩,拾起原来由女性担任的家务。换言之,男性对职业的焦虑,不仅出于物质生活的需要,更是自觉失去男性特质的危险。因此,论者通常作出两种结论,一是要求妇女回到家庭做贤妻良母,以减少劳动市场的竞争程度。一是彻底地改造社会,扬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使男女劳动力不产生排挤作用。不过,不论采取哪一种方案,这些论述都未曾挑战男性在家庭经济的主导地位,以及既有的两性分工。

  此外,论者也抱怨“得宠”的女店职员气焰嚣张,目中无人。例如几位男店员联名写信到《申报》的“店员通讯”专栏,控诉该公司内女店员的骄纵:公司内的一位男练习生未能将女售货员所卖出的货品包装美丽,遭该女售货员严词谴责,练习生与之起了争执,该女售货员竟越级向襄理告状,致使该练习生遭到开除的命运。这些鸣不平的男店员,一方面质疑该女售货员是否有权越级报告,另一方面更是挑明女店职员对男性职业的强烈威胁:

  公司方面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同时复雇用了五六位女职员;在现社会上,较大的商家都会知道女职员是发展业务的要件。而女职员自身,以其因缘时会,也就奇货自居,本公司当亦不出例外。她们虽与我们同样是职员,但她们的身价却尊贵得多多,她们在公司中是超越阶级的“客卿”。

  这些男职员并指出襄理与该女店员平日即有调笑举动,因而她总得到特殊待遇。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店职员的“得宠”,并非因为她们的能力,而是因为时代的需要,甚至讥讽她们之所以能在公司盛气凌人,是借着男经理的权力,完全是“狐假虎威”的势态。

  更深一层看,这些男店职员的抱怨不仅为了该男练习生伸张正义,更是为了维护男性尊严而鸣不平。这封投书的开头即强调该公司录用女店职员之前,尽管薪金有多寡,同事间彼此并不存在阶级性;但当公司某位新任襄理开始雇用女店职员后,公司文化丕变,高级职员便可对低级职员行使权威。在此事件中,女店职员摆出高级职员的架子,对男练习生颐指气使;练习生则认为若服从了女店职员,便是自损人格,因而起了争执。从男店职员对练习生的同情看来,两者咸认为,女店职员的嚣张是对男性自尊的威胁,究其实,仍是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抗议。

  女店职员的另一重“危险性”是她的“摩登”姿态。1930年代上海社会流行一新词汇“摩登”,是英语modern一字的中文音译。当时讨论“摩登”的作者很少对这个词汇下清楚的定义,多借由具体的描绘来说明“摩登”的内容,主要指的是“新”的事物或概念,且与消费有关。例如《社会日报》介绍上海冥器店的新产品,包括各式旗袍、汽车、洋房、钟表、高跟鞋等“最现代的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记者因而戏称享用这些“现代”冥器者为“摩登鬼”。不过“摩登”一词的使用,多半具贬义,报章上最常出现的相关词汇便是“摩登女子”(modern girl)。一位作者曾以打油诗定义“摩登女子”:“一个大蓬头,真成夜不收。双峰高矗矗,两臂滑油油。蝉翼纱痕薄,鸡心倩影留。摩登形若此,同梦甘可不?”这些“摩登女郎”的外在特征,与前述的“花瓶”颇有雷同之处,甚至这两种论述也出现互相掺杂的情形。有时论者亦称装扮入时的女店职员为“摩登小姐”。这些叙述不但强化了女店员外表艳丽的印象,也使人容易将女店职员等同于“摩登女子”,而时人对“摩登女子”的批评也就自动地转移到女店职员的身上。

  (节选自邓小南、王政、游鉴明主编:《中国妇女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推荐阅读

  

-